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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亞洲國際藝術節將于7月下旬在日本東京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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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舞曲:江文也的故事

你知道臺灣人第一面奧林匹克獎牌得主是誰嗎?他不是運動員,他是江文也。

1936年第11屆柏林奧運會,承襲希臘傳統,同步舉辦國際藝術競賽,分別有繪畫、詩歌、雕刻、作曲等項目,江文也代表日本以《臺灣舞曲》獲選,成為第一位獲得奧林匹克獎牌的臺灣人,也是亞洲首位榮獲國際大獎的音樂家。

這位才子一生背負了歷史悲情,日本人看他是殖民地臺灣人、二等國民;中國人說他是日本人、批斗為漢奸;而眾多臺灣人卻不知道他是什麼人!筆者有鑒于網絡上六、七百筆江文也的資料,多少誤傳,特重新研究各方著作,檢視江家親戚提供資訊,又閱讀歷史資料,并獲吳韻真女士補充與閱稿。雖遺憾由于特殊因素,無法親炙日本重要資料,只能先發表"小傳",以紀念臺灣之寶,但盼凝聚樂友之力,來日能呈現其生平全貌。


大稻埕出生


江文也的祖先是福建永定客家莊大地主,因逢饑荒,原是讀書人的祖父江國英渡海來臺,開墾淡水附近三芝荒郊土地,并依故鄉埔頭之名,取名為埔頭坑。祖父墾荒有成,開始經商,除了收養的次子耕農,三個兒子都回福建應考,長子和三子為舉人,四子為秀才。日治以后,次子永生也加入家族事業,遷居艋舺,四子長生更大展鴻圖,遷居至大稻埕,商務還涉足船只運輸,來往滬尾、基隆、廈門、橫濱等港口(家族史料為江明德提供)。

1910年6月11日,端午節這天,臺北大稻埕街頭鑼鼓喧天,陣頭歡唱(慶端陽),淡水河畔人潮擠著看龍舟競賽。江長生次子文彬(文也的本名)誕生了,遺傳了父親的文人特質,也繼承了母親鄭閨(花蓮商人之女)的音樂細胞。在母親為弟弟文光哼唱《搖囝仔歌》時,三歲的阿彬就能全曲哼唱,為母親代勞。四歲時,阿彬最喜歡高唱母親故鄉的一首《山歌》。五歲時,常常溜到住家附近,臺灣哲人李春生創辦的"大稻埕教會",趴在窗口跟著唱《圣詩》,令牧師教友驚訝不已。節慶日,當戲班唱戲時,大家也能聽到童音的《百家春》與《卜卦調》。除了音樂天賦,小阿彬也非常熱衷涂鴉。盡管父親會說一點點客家話,但家住大稻埕,母親講閩南話,三兄弟都成了只會說閩南話的客家人。


廈門少年詩人


日人治臺后,引發臺籍商人遷居福建沿海都市的風潮,這是因為清末列強瓜分中國,日本自1898年取得福建沿海"獨家租借權",設有領事館、醫院、學校及臺灣銀行分行,日本人及"臺灣籍民"享有治外法權及免稅等優惠。廈門"臺灣籍民"近萬,占人口十分之一,并有"戶口"及"出入境登錄"的管理。

江氏家族因應風潮,留下老二管理臺灣產業,三兄弟陸續移居廈門。老大承輝走官場路線,老三保生靠著領事館的支持,創辦《全閩日報》,老四長生以別名江蘊均縱橫商場,繼續發展航運貿易事業,但戶籍仍設在三芝祖厝,"寄留地"仍是大稻埕。

江家大厝座落于水仙宮后崗三十六崎頂,是人文薈萃的港土干區,往來都是騷人墨客,南音、北調、亂彈、戲曲,終年不斷,傭人即使不能出口成章,唐詩宋詞也能胡謅幾句。江長生交游廣闊,各國人都有交情,他加入"臺灣同鄉會",往來如:大稻埕茶商陳天來、高雄人陳中和、臺北實業家李高盛、金融專家出身臺北師范的蘇嘉和及板橋人林木土,還有醫師,來自岡山的許恩錫,新竹的劉壽祺,彰化人陳宜方、陳新造,澎湖人楊依、李墨,高雄人曾曉等。1923年杜聰明訪問廈門,就曾拜訪同鄉會,并撰寫報告。這其中,往來兩岸的板橋林家大掌柜兼外貿總管許丙先生,就是很貼心、能夠談論文化藝術的摯友。

文彬三兄弟就讀臺灣總督府直營,專供"臺灣籍民"子弟念的僑校"旭瀛書院"(等于臺灣的公學校),人稱"港土干三少爺",尤其是文彬更有"少年詩人"的稱號,他除了用日文寫詩,還特別喜歡吟唱閩北、閩中、閩南不同腔調、饒富變化的《天黑黑》。

廈門東南邊的小島鼓浪嶼則是八國租借,三伯在這里有洋樓,認識許多洋人與傳教士,阿彬在這里啟蒙到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等西洋文明,更在教會接觸到風琴、鋼琴、小提琴,學到五線譜,求知欲旺盛的少年經常賴在鼓浪嶼,不回廈門。

赴日求學1923年,聰明賢慧的母親病逝,父親深受打擊,加上事業繁忙,就安排次子繼長子之后與送到日本,由業務代理人光子女士,安排兄弟就讀她鄉下老家長野縣的上田中學。

阿彬初中時,是理工藝文全方位的優異學生,也是足球選手,他最崇拜詩人島崎藤村。文鐘還曾買一只"嘴琴"(口琴)送給文彬,并見識到他無師自通,三兩下就能吹奏旋律的天分,《櫻花》、《送別》、《晚霞》、《卡布里島》等等"日西名曲",他都瑯瑯上口,又擅長改編,加油添醋,饒富變奏情趣。

兄弟旅日期間,每隔一、二年都會返鄉探親,當時橫濱、廈門的往返航班常會停靠基隆,兩人回到大稻埕老家,探望二伯家人,偶爾也到三芝古厝祭祖。逛街時最愛購買民俗藝品,有次在購買"臺灣古地圖"時,還遇到廈門就認識的父親友人許丙先生,當年阿彬赴日,許丙叔叔還曾致贈紅包當做獎學金。許丙告知,以后回臺灣一定要通報,交通食宿他都會負責。

上田畢業,青年阿彬,幾經掙扎,還是遵從父命:"務必修備德意志式的生產技能",于1928年3月考入東京的武藏高等工科學校電氣機械科,課余到上野音樂學校夜間課外部選修。

暑假,阿彬很高興被派到臺北錫口(松山)發電廠實習,就利用假期與上海同文書院念書的弟弟文光,四處欣賞南北管戲曲、采集民歌,樂譜上都記著"文光采譜"。甚至遠赴花蓮探視舅舅、阿姨,他還拜托許丙叔叔買到火車票,深入阿里山旅游,接觸到原住民的歌舞,埋下50年后,寫作《阿里山歌聲》的種子。

母親逝世后,父親的"兩岸航運"事業不順,臥病在床,由同文書院畢業的文光負責照顧,醫生囑咐吸食鴉丵片可以多活幾年,鴉片昂貴,終至家產耗損,賣掉大稻埕的房地產,1933年往生后,文鐘趕回廈門,文彬只得工讀,賺取生活費用。其實,在父親重病時,為阻止兒子玩音樂,就已經斷絕金援了。

文彬先是到餐廳酒家走唱,多次參加聲樂比賽獲獎后,有點知名度,旅日企業家楊肇嘉主動幫助,生活才有改善。后來兼任哥倫比亞唱片歌手,又進入藤原義江歌劇團,擔任男中音角色,先后演出《波西米亞人》及《托斯卡》,俊逸的扮相,吸引不少粉絲。

一直以來,文彬經常涌起創作欲望,卻感受到技巧不足,就跟山田耕筰學作曲,不過,兩人音樂氣質殊異,幾次后,就不再登門了,轉到東京音樂學校御茶水分校,跟田中規矩學鋼琴;也跟橋本國彥學作曲,一年后,橋本留學德國,課程也中斷了。他替管弦樂團抄總譜與分譜,還到出版社打工,同樣抄譜與編輯,自修習得和聲、對位等作曲技巧。

回憶故鄉臺北城的印象,24歲的文彬正式創作第一號作品《城內之夜》鋼琴曲,為了慶祝人生的新里程,中文名字改為江文也,日文拼音用Bunya Koh。


返臺表演


1934年8月,楊肇嘉先生倡議組織"鄉土訪問音樂團",由旅日音樂家擔綱,返臺巡回演出──臺北、新竹、臺中、彰化、嘉義、臺南、高雄共七場,同臺的有高慈美、林秋錦、柯明珠、陳泗治、林澄沐、林進生、翁榮茂等人。穿著時髦白色西裝演唱的文也帥哥,最讓女性風靡。

演出空檔,除了回三芝祭祖,他盡興游覽各地風光,參觀剛完工的嘉南大圳,這是八田與一設計監造,亞洲最大的水利工程。也買了正流行的78轉曲盤《桃花泣血記》,與就讀上海音專的弟弟文光(一年后病逝于盲腸炎)一起搜集原住民歌曲,買了原住民服飾。

返日后,以原住民最典型的"無特定意義但有情緒的虛字詞"方式,寫成《生番四歌曲》,后來改名為《高山族四歌曲》,歌詞以羅馬拼音記錄的,發表會上江文也還穿著頭目裝獻唱(大陸學者不了解,還誤解為:如天書般的拉丁文)。隔年4月21日臺中大地震,《臺灣新民報》主辦"賑災音樂會",文也事忙,無法返鄉,但仍寫作《賑災歌》,共襄盛舉。

返鄉表演結束,回到東京,文也的故鄉情依然澎湃,他將《城內之夜》改寫為《臺灣舞曲》,然后又改寫成管弦樂曲,為了掌握寶島精神,他常與臺灣人交往,幾次應蔡培火之邀,到蔡氏經營的「味仙餐廳」聚會合影。


娶瀧澤乃ぶ為妻


1934年9月27日與相戀多年,小他一歲的瀧澤乃ぶ女士結婚,戶籍遷入大哥繼任戶長的三芝, 妻子冠夫姓為江乃ぶ(Nobu)。

瀧澤的祖先是日本戰國時代村上武將的部下,算是武士的后代,母親早逝,父親企業有成,大力反對女兒與殖民地臺灣人交往,奈何敵不過愛情的力量,演出私奔故事。

乃ぶ小丵姐擅長繪畫,兩人搜藏許多畫冊、唱片、詩集,經常赴日比谷公會堂欣賞歐洲名家的演出,魯賓斯坦、海飛茲、克萊斯勒,票價再高,也在所不惜。兩人最喜歡到TAD咖啡廳與文藝好友欣賞古典唱片,為了延長咖啡的啜飲時間,或讓咖啡不能喝,他們會加上五顆方糖,一邊讀總譜一邊聽音樂。結婚后,面對不食人間煙火的藝術家丈夫,乃ぶ只能認命,經常變賣首飾度日。


柏林得獎


自稱生于"南方白鷺之島"的文也,第二號作品《白鷺的幻想》更是成功描繪了寶島田園風光,芭樂、龍眼、蓮霧、相思樹、竹林、水牛、土角厝、琉公圳,維系著無法割舍的故鄉情。其他佳作相繼問世后,他積極參加比賽,因為不參賽就無法被演奏,或許不是學院科班,或許是歧視二等國民,成績老是屈居第二,與冠軍無緣。為此,乃ぶ的父親顧慮到女兒的幸福,暗地里拿出資金、運用人脈,推展女婿的音樂,只是文也并不知道有此大金主存在。

1936年第11屆奧運會在柏林舉辦,承襲希臘傳統,同步舉辦國際藝術競賽,分別有繪畫、詩歌、雕刻、作曲、建筑等項目,江文也的管弦樂版《臺灣舞曲》,通過作曲家聯盟的甄選,再由體育協會推舉,于3月代表日本參賽,臺灣報紙曾有熱烈報道。

8月宣布結果,得到當時歐洲四位名作曲家評審的青睞,獲得"入選外的佳作"(入選三名,文也等于第四名),當"認可獎"(或稱特別獎)獎牌從柏林寄到東京的作曲家聯盟,卻遭受到聯盟刻意淡化,連返國的奧林匹克委員被報紙采訪,也只低調輕描淡寫。這是因為同時參賽的四位作曲家山田耕筰、伊福部昭、諸井三郎和萁作秋吉的作品都落選了,這四位樂壇知名人物,竟然輸給26歲的殖民地人,內心都不好受。樂壇議論著:"臺灣舞曲沒啥技術嘛!只因東方風味引發歐洲人好奇而已。"文也當然不服氣,把獎牌拿給報社朋友看,《東京日日新報》馬上于9月11日大幅報導,刊登獎牌、照片及樂譜。當然羅!《臺灣日日新報》亦馬上跟進,以頭條報導,文化人都開始注意這顆東方的彗星。

希特勒時代,許多猶太人跑到日本,音樂家也絡繹不絕,讓本就快速西化的日本,如虎添翼,更大量引進歐洲最新出版品。


恩師齊爾品


文也非科班出身的作曲成就,除了天賦,得感謝一位貴人,俄國貴族后代,旅居美國的齊爾品( Alexander Tcherepnin 1899~1977),他是應聘到中國,于1930年成立的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任教,并于1934年首度訪日演奏后,愛上東方風情,經常往返兩國,主動關心中日樂壇的發展,特別提攜作曲人才,鼓勵民族特色,呼吁"歐亞合壁",熱心在歐美演奏之外,還由龍吟出版社創立《齊爾品精選集》,發行日本創作曲,日本樂壇許多人及中國音樂家賀綠汀、老志誠、劉雪庵等都受到他鼓勵。他本身也創作,作品有一首五聲音階黑鍵的《敬獻中華》,更娶中國女子李獻敏為妻,李獻敏后來成為張已任在紐約的房東,是張已任研究江文也的動機來源。

江文也在作曲家聯盟認識齊爾品之后,就拜師學藝,斷斷續續有一年之久,直接深入探討、擷取歐洲最新的音樂手法,德布西、巴爾托克、史特拉汶斯基的音樂語匯,都曾出現在江的作品中。

1936年6月下旬,齊爾品在北平與上海演奏,特別邀請他認為亞洲最有才氣的文也走一趟"追尋東方音樂寶藏之旅"。這是文也除了故鄉廈門、福建之外,首度到內陸旅行。中華文化給他重重的撞擊,將要改變他的后半生,這可以從他返日發表的《從北京到上海》一文得知:"我好似與戀人相會般,因殷切地盼望而心焦,魂魄也炙熱到極點。"與俄羅斯的淵源,還有一段故事;1935年,知名的男低音夏里亞品(F.I.Chaliapin 1873-1938)訪日,文也曾在他面前演唱,夏氏說:"你究竟是作曲家還是聲樂家呀!"可見文也的藝術多麼受肯定。

透過作曲家聯盟的安排,文也的《斷章小品》、《小素描》獲威尼斯第四屆音樂節作曲獎,《四首高山組曲》等被送到意大利、法國、德國及巴黎萬國博覽會演出,奠定國際作曲家的地位。


戰爭國策總動員


1937年7月7日,日本啟動侵華戰爭,12月,傀儡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于中南海成立,由王克敏任委員長(俗稱冀東政府),東北已是日本勢力范圍。隔年3月又在南京設立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汪精衛政府),4月發布"國家總動員法",展開"大東亞共榮圈"計劃,全民投入戰事,所有的音樂家,都要遵從國策來創作民族風格的音樂,大量改編民謠流行歌,不得再搞歐洲古典音樂及最新的前衛作品,當然也有人發起熱烈的音樂報國運動。

電影公司則仿德國模式成立"文化映畫部",拍攝宣揚國威的記錄片,《南京》(秋元憲導演)、《東亞和平之道》(鈴木重吉導演)、《北京》(龜井文夫導演),及后來的《熱風》、《陸軍航空戰記緬甸篇》,大導演們都力排眾議,指定最有才氣,又具華人血統的江文也負責配樂與作曲。

只要有錄音或曲盤出版,文也就寄回廈門或臺灣,濃濃的日本味,讓大哥大嫂罵他:"日本米吃太多,放的都是日本屎。"他也決意自我松綁東瀛繩索,準備到維也納泡"文化の湯",可是,人生卻轉了個大大的彎。


白光熱戀才子


《東亞和平之道》開拍,東寶映畫到滿州國招考數位演員到東京培訓,芳齡十八本名史詠芬的白光是內定的女主角,她以就讀東京女子大學藝術系的名義來到日本,負責配樂的江文也,就是她們的音樂老師。清純秀麗的白光非常認真學習,一口酥軟京片子,唱起中國小調,慵懶的韻味,讓風流瀟灑的江文也迷醉了。《釵頭鳳》讓他埋首久違的中國古典文學,京韻腔的《蕩湖船》則讓他想起在臺北聽過的同一首曲調,臺語唱詞的《八月十五》。

白光獨特嗓音的建立,江文也有莫大的功勞,因為中國小調傳統,都是周璇式的戲曲高音調唱腔,鄉親們很難接受白光天生的低音音色,初到日本時,聲樂教授也曾要求她勉強擠出女高音的音質,只有江文也要她發揮自己聲音的本色,讓少女對江文也更加崇拜。

其實文也會從聲樂家轉型為作曲家,部分原因也是"對日本聲樂界不滿",他認為意大利美聲唱法是歐洲古代劇場尚未發明麥克風的時代必須特別訓練才能將單薄的聲音傳遞大劇場的方法,不是自然人性的發聲。因此,他的唱腔是符合人體構造的,也可以說是比較像20世紀"音樂劇"的唱法。

白光的緋聞傳出,乃ぶ并沒有吵鬧,只盼白光回中國之后,婚外情即可結束。沒想到,北平師范學院音樂系主任,也是"臺灣籍民"的柯政和提出邀請,要文也前往任教。這時乃ぶ已懷次女,卻不敢阻擋,她知道夫婿雖享有國際風光,卻依然受到歧視,況且,"大學教授"的職稱,以文也非學院的出身,在日本是不可能得到的,遂接受文也的安排,到日本占領的北京工作,寒暑假回東京的家。


中國帝都


在中國,1928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時,改北京為北平特別市,1937年之后,日本人又改回為北京。此地自元朝建"大都"至清朝仍為京城,數百年的帝都風華──宮殿、豪宅、庭園、寺院的宏偉大器,足以震撼所有的初臨者。

京城內在的漢文化,對所有在東瀛統治下的殖民地臺灣人而言,也是孺慕之對象,尤其是從事創造的文化人,更熱烈盼望親炙其地。

和前文所提的福建的情況一樣,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占領東北以后,"臺灣籍民"同樣享有跟日本人同樣的待遇,更因以漢制漢的政策,懂日文又懂中文的人就很容易謀職或就任官職。

到北京的臺灣人,以擔任教職的人數最多。如北京大學任教的張我軍、蘇子蘅、林耀堂、洪炎秋;北京師范大學任教的林朝權、林朝啟兄弟、洪耀勛、柯政和;北京藝專的張深切;京華美術學校的郭柏川。

在政府機關任職的則有吳敦禮、楊克培、李金鐘、謝廉清、王英石、彭華英、林文龍、辜炎瑞等人。商界則以楊英風的父親楊朝華最成功,他以戲院、電影院起家,后涉足木偶劇團等娛樂事業。還有原任經濟調查所翻譯,后來專心寫作的鐘理和。

"新民會"則是一個必須提的機構,這是戰爭國策下軍方主導,灌輸中日親善,號稱文化性的組織。新民會屬下的"新民學院",則如國民黨的"革命實踐院"一樣,是專為培訓各級干部的機構。


憧憬北京


1938年春,乃ぶ帶著長女陪伴夫婿到北京,但很快就回東京,隔年再去一次,從此就留在東京,讓夫婿兩邊跑。

文也帶著兩年前到中國旅行的文化憧憬,要更深入了解中國,河北人白光是最佳向導,從華麗的故宮、天壇、隆福寺、琉璃廠,從京韻大鼓到祭孔大典,文也跟白光一句一句學著北京話,有幾位學生到教授家,就看到白光正唱著文也編曲的《鋤頭歌》與《春景》等民謠。不過,戀情只維持不到一年,白光到上海追尋星夢,就斷線了。

戰后,因為《東亞和平之道》,江文也和白光都蒙受"漢奸"罪狀。白光努力有成,被封為"一代妖姬",她曾對數位好友說:"我這輩子最心儀、最崇拜的男人,就是18歲的初戀情人江文也──他是臺灣人。"晚年定居吉隆坡的白光,首次來臺,是想看看初戀情人的家鄉,第二次來臺,除了演唱,最想拜訪文也的哥哥,卻被拒絕。

與白光分手后,文也來回北京與東京,發表樂曲《中國民歌集》、《北京萬華集──鋼琴》、《北京點點──管弦樂》等作品,并將出版品寄回廈門、臺灣。同時《斷章小品》、《五首素描》還在威尼斯國際現代音樂節獲獎。

追尋東方音樂的足跡,第一年秋天就到國子監孔廟參加祭孔典禮,并且研究古代音樂文獻,第二年春天又去祭孔,冬天完成《無喜無悲法悅境》的《孔廟大成樂章》,并回到東京,在日比谷公會堂,指揮交響樂團演出自己的作品。

這之前,大哥文鐘已經在臺北廈門兩邊處理家族事業。戰后,兩岸中斷,他與兒子江明德(后讀師大美術系)滯留臺灣,妻女都在廈門。228事件之后,從任教的淡水純德女中卸任,移居嘉義,改名江韻鏘,以推拿針炙中醫為業。

兩岸阻隔40年間,韻鏘透過朋友幫忙,從日本轉信到北京,讓弟弟文也知道家族近況與臺灣情勢。

江文也在中國任教,雖然北京話不夠流利,但因學識豐富,熱情英俊,沒有教授的架子,又比日本老師貼心,很受學生愛戴,戰后到臺灣的鄧昌國、史惟亮、計大偉都是其高足,也都非常推崇"愛穿中國服飾,有貴族氣質的江教授"。

江文也還指導軍方監督的廣播電臺合唱團,認識了北平女子師范學院音樂系主修琵琶、二胡的吳蕊真(1920年出生),對她的中國古典美相當傾心,為她改寫《蜻蜓點水》與《春江花月夜》。當保定家人知道女兒跟臺灣人教授談戀愛后,立刻讓姊姊帶她回家,要求分手,但文也拜托一位作曲高徒王克智帶著兩封信,一給蕊真之父,一封訴說真情,作詩:"為你,消瘦了容顏;為你,失興了世事。是你,把我這龐大的樂器,震得粉碎。"20歲的蕊真難耐相思之苦,就趁著雙親午睡時,偷溜回北平,投入情人的懷抱。從此,北海的白塔、九龍壁,天壇的祈年殿,故宮的雕欄,都留下他們愛的足跡與許多高水準的攝影(筆者詢問江師母,是哪個攝影家的杰作,答案就是江文也自己用萊卡相機拍攝的)。1940年10月,文也寫了一首《小奏鳴曲》,題寫"獻給韻真",蕊真從此改名韻真。娘家眼看無法阻止女兒,便要求與日妻離婚,文也表明因妻子身體不好,不敢過度刺激,離婚須延緩。日后發現文也撒謊,韻真很自責,只能要求文也善待日妻。在戰前戰后日本非常缺乏物質的時代,韻真只能多少寄些物品到東京,以減少愧疚。

從被輕視的東瀛到正在追求自由平等的北京,讀著韻真幫他選的巴金、魯迅、老舍、郭沫若、徐志摩與胡適,文也努力補修中國文學,開始嘗試中文寫作,閑來也參加臺灣人活動。這期間大哥也曾到北京,看到他就算有訪客,仍堅持每天彈琴一小時的用功。

東寶映畫于1941年拍攝山西大同云崗石佛藝術記錄片,再度邀請文也作曲,他帶著韻真同游,雖因經費不足拍攝中斷,但他已將石窟雄偉壯麗的美,寫成日文詩集《大同石佛頌》不久又完成《支那音樂考──孔子の音樂》。

1941年除夕夜,他和韻真的長子小文出生,剛好完成詩集《北京銘》,就將小文乳名叫阿銘,這三部書都送回東京三省堂及青梧堂出版。

古書店等等北京文化活水,讓文也佳思不斷,他感受到自己正處于"創造性來潮期",下筆成章,寫成管弦樂曲《為世紀神話的頌歌》、《碧空中鳴響的鴿笛》、《第二交響曲》、《一宇同光》,又完成舞劇《香妃》。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航運不便,文也無法再回東京,三年后,兩顆原子彈讓日本投降,乃ぶ與四個女兒一夕之間成了"第三國人",既非戰勝國國民,亦非戰敗國國民,毫無社會地位可言,困頓的生活中,一人獨力撫養四個女兒,實屬艱辛,更難能可貴的是,用心妥善保管所有丈夫的作品與資料,真是令人敬佩的"偉大江夫人"。


坐國民黨的牢


日本投降前,物價飛漲,民不聊生,1945年6月,北京師大日籍系主任,竟然為了安置另一位日本教授,未發聘書給江文也。突然失業了,只好暫時到山區臺灣人開的煤礦公司上班養家。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江文也欣喜若狂,好友老志誠勸他躲一陣子,他卻反而叫韻真把管弦樂作品《孔廟大成樂章》手抄總譜,寄給李宗仁轉呈獻給蔣介石政府,沒想到,不是新民會會員,卻因幫新民會譜曲《會歌》與《旗歌》(繆斌作詞),為電影配樂《大東亞民族進行曲》(楊再蚺作詞)等,反而被關到戰俘拘留所十個月。但是天性樂觀的文也在牢里并不以為苦,反而利用大量時間研究中醫推拿,特別是家中一本中國已失傳,日譯的《針炙學》,讀到都背起來了。他把牢友當成實驗對象,幫人推拿治療,博得好評。獄外韻真則到臺灣同鄉會上班,以免無米之炊。


天主教《圣詠》


出獄后,經獄友介紹認識雷永明神父,邀請他為北平方濟堂"圣經學會"譜寫中國風格的《圣詠》,非天主教徒亦非基督教徒的他開始做彌撒,完成了上下兩大冊《圣詠》。接著就頭痛了,戰后百廢待舉,根本不可能出版,文也想出一計,請印章店刻音符圖章,和韻真兩人一個一個蓋上音符,再由韻真用娟秀的工筆字,將歌詞填寫上去,送到印刷廠。

透過教會宣教,這些《圣詠》傳到南京、上海,廈門、香港,也傳到海南島、臺灣,更傳至比利時(江明德曾在皇家圖書館遠東部,看到江文也作品目錄及圣詠)。在兩岸不相往來的年代,江文也的天主教《圣詠》是唯一在故鄉被神父、修女傳唱40年的聲音。其它大概只有1947年臺灣省政府交響樂團由蔡繼琨指揮演出《臺灣舞曲》而已,之后進入戒嚴白色恐怖年代,陷匪的人等同匪諜,江文也三個字消失了,第二次演出此曲已是相隔43年后,張己任指揮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無法回北京師大工作,江文也每天騎腳踏車到北平郊區的回民中學教書,直到1947冬天,才被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徐悲鴻及趙梅伯系主任聘請任教,他和校長是英雄惜英雄的知音,還以推拿治愈徐悲鴻的不適,獲贈《奔馬圖》。這一年,恩人楊肇嘉到北京時,就在江家聽了一整天文也在日本灌制的唱片。


任教中央音樂學院


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朋友們要他避難,有相邀回臺灣的,也有擬聘任到香港的,文也卻決定留在北京,他天真地認為政治風暴就像臺風,一下子就會過去。

當年冬天,文也與藝專同事齊赴天津,參與中央音樂學院建院工作,每周往返京津兩地,在火車上完成許多作品;《鄉土節令詩》、《廈門漁夫舞曲》以及依據郭沫若長詩譜曲的《更生曲》。隔年,由謝雪紅的朋友楊克培介紹,加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會"。

中央音樂學院是中國總理周恩來力邀馬思聰創辦的(1958年遷校北京),當紅的國家首席音樂家,經常出國進行文化外交的馬思聰,非常敬重江文也,讓他在教學和創作兩方面都有穩定的發展,再加上廣東海豐人馬思聰,因為母語是閩南話,兩人相知相惜。

創作紀念屈原的《汨羅沉流》之外,音樂家江文也開始想念家鄉,焦點從中國游移到臺灣,將謝雪紅的歌詞融入《第三交響曲》,又以鄭成功的故事寫作《第四交響曲》,這些作品融入豪放粗獷的北管樂,以及婉約細膩的南管樂,展現閩南風情。


反右與文革


么女小艾在1957年初出生,秋天爆發了"反右派運動",政治冷感的音樂家,竟然被劃為右派分子,撤銷教授職務,留用查看,先被調到函授部編寫教材,后來派去圖書館整理書籍。這幾年,小艾要到院子玩,都要先向同伴說:"我出身不好,你們可以跟我玩嗎?"令誰聽了不心酸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歷時十年,"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6月爆發,因為認識謝雪紅,一開始就被列為主要的斗爭對象。先是被罰,每天背著籮筐打掃十幾個廁所,讓學生們印象深刻:"這老頭子把廁所掃得真干淨。"后來又和院長馬思聰等人,被紅衛兵抄家,唱片、圖書、樂譜、手稿都被抄走,還被剃光頭,跪在地上請罪。馬思聰投奔自由了,江文也卻動彈不得。

韻真也一樣,被亂刀剪發,跪在家門口交代夫婿的罪狀后,吞金自殺,所幸被文也灌下"三兩香油"救活,文也要她珍惜二十多年的和諧感情,勇敢地為子女活下去。之后韻真被趕出北京,投靠湖南的次子江小也。60歲高齡的江文也則和全院師生,下放到保定勞改,因過勞而吐血,身體虛弱不堪,命運如此悲慘,他還說:"這是風神的惡作劇。"


心系蓬萊


在"反右"的悲慘逆境中,音樂家更想念家鄉,拋開痛苦,埋首整理自己三十年來收集的一百多首臺灣民歌,以"茅乙支"的筆名編曲,也改寫《臺灣山地同胞歌》,自認是"盡了對臺灣同胞的一份義務"。他懂得苦中作樂,仍帶著家人出外爬山、劃船,也從不抱怨,只幽幽然說:"待知己于百年后。"文革末期,63高齡,終于回到北京,繼續圖書館的資料整理工作。

1976年,"四人幫"垮臺,文化大革命結束,江文也獲得平反,預感自己來日不多,立刻重拾創作之筆,開始構思管弦樂《阿里山的歌聲》,終因勞累過度爆發腦血栓,再加上護士拿錯藥,導致長期癱瘓。

江文也三個字已經消失四十幾年的臺灣,于1981年突然出現了謝里法、張己任、韓國金黃三位教授的研究文章,平地一聲雷,帶來"江文也的震撼"。海峽兩岸,認識關切江文也的人開始撰文,也開始演奏他的音樂。1984年,旅居美國的文化醫師林衡哲出版了第一本專書;1987年,臺灣政府宣布解嚴,開放黨禁、報禁及教科書,上揚唱片陸續出版了他的CD。

在北京,當文也從人民廣播電臺聽到自己的作品,臥床無法言語的他,只有靜靜淌下熱淚。極少聽到父親作品的五個孩子們,捧著人民出版社剛出爐的樂譜,已無法與父親共享。

1983年10月24日,江文也終于如其手書便箋:"繼續奮斗,用盡最后一卡熱量,然后倒下去,把自己交給大地就是了。"留下未完成的《阿里山的歌聲》,這部管弦樂曲分為五個樂章:《出草》、《山歌》、《豐收》、《月夜》、《酒宴》,其中《山歌》是幼年聽母親唱的,曠野風味的旋律深植心中70年,春蠶到死絲方盡的情感糾葛,與作品第一號的《臺灣舞曲》,顯現他的民族情感認同,創作始末都是心系臺灣,竟還有人忍心說他不是臺灣人!另外,他用交響曲來寫作一生,《第一交響曲──日本》、《第二交響曲──北京》、《第五交響曲──臺灣》,波濤洶涌、壯闊瑰麗,以現在流行的"無國籍料理"來比喻他是"無國籍音樂家",似乎也是一個注腳。

九年后,1992年6月,臺北縣文化中心主任劉峰松成功策畫「江文也紀念周」,出版樂譜、文集與CD,掀起第二波研究熱潮,除了兩岸學者研討會之外,并邀請兩位夫人來臺,炎炎夏日的某天,下機后,乃ぶ女士與韻真女士各自直奔仁愛路福華飯店,首次見面的歷史性一刻,將江文也首度列入教科書的紀念周籌備委員,也是建議邀請兩位夫人來臺的筆者,突然想起:"今天6月11日,是江文也的生日。"在場眾人都驚訝不已,雖然主辦單位并未特意選日,卻讓兩位偉大的江夫人,在首次旅臺的飛機上,特別感謝主辦單位的用心,因為她們都記得這一天(雖然不是農歷5月5日),是丈夫在美麗的福爾摩沙誕生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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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人音樂家協會是通過香港政府注冊的由全球華人中的歌唱家、作曲家、詞作家、音樂理論家、音樂教育家、音樂社會活動家、群眾文化工作者自愿組成的的世界性學術團體。協會的宗旨是弘揚中華音樂文化,促進國際藝術交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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